1999年，美国遗传学研究者玛琳娜·费佐（Marlena Fejzo）怀上了第二个孩子。
这原本应该是一段令人期待的时光。
但怀孕不久，她便开始遭受极其严重的恶心和呕吐。情况迅速恶化，甚至翻身这样简单的动作，都可能引起难以忍受的恶心。
她无法正常进食和饮水，只能长时间躺在床上，依靠医疗支持维持营养和水分。
她知道自己病得很重。
然而，面对这种痛苦，她得到的解释之一，却是她是在借症状寻求关注。
费佐后来失去了这个孩子。
这场经历改变了她的人生。她原本从事遗传学研究，研究过子宫肌瘤、癌症等疾病，此后却开始将越来越多的精力投入一个长期缺少研究资源的问题：
为什么有些女性在怀孕时，会经历如此严重的恶心和呕吐？
这个问题听起来似乎并不复杂。
毕竟，孕吐是人们再熟悉不过的怀孕症状。
但医学真正理解它，却花费了很长时间。
一、当一种痛苦被视为“正常”，意味着什么？
在电影和电视剧里，孕吐几乎成为怀孕的标志。
一位女性突然感到恶心，匆忙跑向洗手间。镜头随后切换到验孕棒，观众便明白了接下来即将发生什么。
这种情节之所以容易被理解，是因为恶心和呕吐确实在妊娠早期十分常见。
但常见，不等于可以忽视。
对于多数孕妇来说，恶心和呕吐在妊娠早期出现，并随着孕期推进逐渐缓解。
然而，有一部分孕妇经历的并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孕吐。
她们可能整天无法进食，反复呕吐，体重明显下降，出现脱水、电解质紊乱和营养不良，甚至无法完成最基本的日常活动。
医学上，这种严重情况被称为妊娠剧吐（Hyperemesis Gravidarum，HG）。
根据2024年英国皇家妇产科医师学院发布的指南，妊娠剧吐大约影响1%—3%的妊娠。
它可能导致反复就医和住院，对孕妇的身体、精神状态、家庭生活以及妊娠结局造成重大影响。
更复杂的是，妊娠剧吐并不只发生在早晨。
“Morning sickness”这个英文名称本身就容易造成误解。恶心可能出现在一天中的任何时间，而对于严重患者来说，几乎没有真正能够摆脱症状的时刻。
过去，医学界曾经提出过多种解释，包括激素变化、胃肠道功能改变和心理因素。
其中一些因素确实可能参与症状的形成。
但在某些历史时期，严重孕吐也曾被解释为女性对怀孕或母亲角色的心理抵触。
这种解释最深刻的问题，不只是它缺乏充分的生物学依据。
更在于，当患者的症状被归因于心理态度时，医学可能不再把寻找生理机制视为同样迫切的任务。
于是，一种真实存在的身体痛苦，被困在了两个判断之间：
怀孕本来就会不舒服。
而你似乎比其他人更加无法忍受。
费佐的经历，正是这一问题令人难以回避的例子。
二、一位患者，为什么花了二十多年寻找答案？
在经历严重妊娠剧吐后，费佐开始搜集有关这种疾病的研究。
她发现，医学界对它的病因仍然缺乏清晰认识，相关研究也远不如一些常见疾病充分。
这让她产生了一个新的疑问：
如果一种疾病能够严重到影响孕妇的生命安全，为什么它的生物学基础仍然如此模糊？
作为遗传学研究者，她首先关注家族和遗传因素。
一些女性在一次妊娠中发生严重孕吐，后续妊娠中仍然可能再次出现类似问题。
家族研究也发现，严重孕吐存在一定程度的家族聚集。
这些线索提示，个体间的差异也许并不只是心理承受能力不同，而可能涉及遗传易感性。
但家族聚集本身不足以证明某个基因就是病因。
需要通过更大规模的遗传研究，找到真正相关的生物学信号。
费佐后来与研究团队以及消费级遗传检测机构23andMe合作，获得了更大规模的研究数据。
2018年，她与同事在《自然·通讯》发表了一项全基因组关联研究。
研究者发现，妊娠剧吐及严重孕吐与几个遗传区域存在显著关联，其中包括与GDF15和IGFBP7相关的区域。
GDF15，中文称为生长分化因子15。
这个名字对于普通读者可能十分陌生。
但它的生物学作用，却与严重孕吐的问题高度相关。
GDF15是一种参与细胞应激反应的信号蛋白，它能够通过脑干中的特定受体通路，影响食欲、恶心和厌食反应。
某些疾病状态和治疗过程，例如部分癌症及其治疗，也可能伴随GDF15水平升高。
研究者开始怀疑：
妊娠剧吐会不会与这种信号蛋白有关？
这一发现把一个长期被视为复杂妊娠症状的问题，带进了更加具体的分子生物学研究。
但到这里，科学家仍然没有完全找到答案。
因为发现一个基因与疾病风险有关，并不等于已经知道它为什么会导致疾病。
真正重要的突破，还在后面。
三、为什么不是激素越高，就一定吐得越严重？
2023年12月，一项由英国剑桥大学等机构研究者参与、在线发表于《自然》的研究（2024年刊出），进一步揭示了GDF15与孕吐之间的关系。
研究者发现，妊娠期间，母体血液中的GDF15主要来自胎儿—胎盘单位。
这意味着，怀孕会给母体带来一种与平时不同的强烈生物学信号。
GDF15可以通过脑干中的GFRAL受体相关通路影响恶心、呕吐和食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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乍看之下，似乎只要测量孕妇血液中的GDF15浓度，就能解释孕吐有多严重。
但研究结果比这更加有意思。
研究者发现，决定妊娠剧吐风险的，并不只是怀孕期间GDF15的水平。
母体在怀孕之前，对GDF15的接触程度和敏感性，也可能发挥关键作用。
研究发现，携带某些与妊娠剧吐风险相关遗传变异的女性，非孕期GDF15水平较低，患病风险更高。这并不意味着研究者已经在所有患者怀孕前测得了偏低的GDF15水平。
当怀孕开始、GDF15迅速升高时，她们可能对这种变化更加敏感。
换句话说，同样一种激素信号，不同人的反应可能很不一样。
我们可以用一个不完全精确、却便于理解的比喻来解释。
假设两个人进入一间灯光突然变亮的房间。
一个人此前已经适应了较强的光线，另一个人则长期处于相对昏暗的环境中。
面对相同的亮度变化，两个人的感受可能截然不同。
GDF15研究提示，妊娠期间的恶心反应，也可能存在类似的适应和敏感性差异。
不过，这只是一个帮助理解的比喻。
人体GDF15通路涉及激素浓度、受体信号、遗传背景以及神经系统反应，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亮度开关。
研究者还观察到，β-地中海贫血患者的GDF15水平长期较高，她们报告的孕期恶心和呕吐反而很少。这一观察为此前接触可能影响后续敏感性的解释提供了线索，并不等于单凭这一人群就已经证明了预防方法。
动物实验也支持这样一种可能性：此前对GDF15的接触，可以改变机体随后对这一信号的反应。
这些发现共同构成了一条新的机制解释：
妊娠剧吐不仅与胎盘产生多少GDF15有关，还可能与母体如何感知这种信号有关。
但需要强调，GDF15不是目前已经证实能够解释所有严重孕吐的唯一因素。
2026年发表于《自然·遗传学》的一项更大规模、多祖源遗传研究，纳入了10,974名严重孕吐病例和461,461名对照，发现了10个关联位点，其中6个为新发现的位点。
这说明，疾病仍然具有复杂的遗传和生物学背景。
GDF15很重要，却不意味着整个问题已经被彻底解决。
同样，目前也不能单凭一次GDF15血液检测，就准确判断某位孕妇是否患有妊娠剧吐。
但是，科学家的问题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
过去，人们常常问，为什么某位女性似乎不能忍受怀孕带来的正常不适？
如今，研究者可以进一步问：
为什么她的身体会对妊娠中的生物学信号产生如此强烈的反应？
这两个问题看起来只是措辞不同。
但它们代表了完全不同的医学思考方向。
四、找到机制之后，治疗会随之出现吗？
一个明确的生物学机制，往往能打开药物开发的新方向。
既然GDF15通过脑干相关受体通路产生作用，那么是否可以阻断这一信号，减轻严重的恶心与呕吐？
这是目前正在研究的一条路径。
例如，一种名为NGM120的实验性抗体药物，靶向GDF15的受体GFRAL，阻断GDF15与GFRAL的结合及相关信号作用；它并不是直接结合GDF15的抗体。针对妊娠剧吐患者开展的EMERALD二期研究是一项概念验证试验，主要终点是安全性和耐受性，同时探索症状改善等潜在疗效信号，不能把它当作已经完成的疗效确证试验。
但找到药物靶点，与证明药物能够安全治疗孕妇，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情。
妊娠期药物研究尤其需要考虑母体与胎儿两个方面的安全性。
即使一种药物能够有效减轻呕吐，也必须研究它是否会影响胎儿发育、孕期其他生理过程，以及后续的妊娠结局。
因此，现阶段不能把GDF15通路的研究进展理解为妊娠剧吐已经有了经过充分验证的新型特效药。
研究者还提出了另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方向。
既然怀孕前对GDF15的接触程度可能影响后续敏感性，那么能否在怀孕之前，逐渐提高相关信号，让机体提前适应？
这使一种已有多年使用历史的药物进入研究者视野：
二甲双胍（metformin）。
二甲双胍主要用于治疗2型糖尿病，也用于某些其他代谢相关情况。研究发现，它能够升高GDF15水平。
因此，研究者提出，怀孕前使用二甲双胍是否有可能改变GDF15敏感性，从而降低严重妊娠剧吐复发风险？
这一思路非常吸引人。
毕竟，与开发一款全新的药物相比，重新研究一种已有临床使用经验的药物，可能具有明显的开发优势。
2026年刊出的一项丹麦全国登记队列研究，分析了约145万次妊娠。总体上，孕前使用二甲双胍并未降低妊娠剧吐的发生或复发；在已经使用二甲双胍的人群内部，较长的孕前使用时间、以及使用延续至受孕前后，与较低的妊娠剧吐发生率相关。这些结果提供了进一步研究的线索，不能读成已经证明所有备孕女性服药都能获益。
但截至2026年，仍然没有充分的随机临床试验证明，孕前服用二甲双胍能够安全、有效地预防妊娠剧吐。
观察性研究尤其容易受到人群差异、既有疾病、用药原因和其他混杂因素影响。
个别患者在使用某种药物后，下一次妊娠症状减轻，也不能证明改善一定由药物引起。
因此，孕前使用二甲双胍预防妊娠剧吐仍属于研究假设，不应作为自行用药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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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对于已经出现严重孕吐的患者，现有循证治疗仍然十分重要。
2024年英国皇家妇产科医师学院的指南已经明确提出，应根据症状严重程度及时给予适当的止吐治疗、补液、营养支持及必要的维生素B1补充，避免因长期呕吐和营养不足出现严重并发症。
这提醒我们：
新的生物学突破值得期待，但患者不能因为未来可能出现更好的药物，就失去今天本应获得的医疗照护。
五、当医学终于理解一种痛苦，是否也意味着理解了患者？
费佐的故事令人感动，不仅因为一位科学家经过多年研究，终于发现了重要的分子机制。
还因为这段历史揭示了医学中一个更加复杂的问题。
一种疾病有没有得到足够研究，有时并不完全取决于它能造成多大的痛苦。
还取决于医学与社会怎样理解这种痛苦。
妊娠剧吐长时间处于一种微妙的位置。
怀孕是常见的生命经历。
孕吐也是常见的怀孕症状。
于是，当少数人的症状严重到足以破坏日常生活，甚至威胁健康时，她们的经历反而容易被归入“每位孕妇都会遇到的困难”。
但是，常见的生理状态，并不意味着它的严重并发症不需要医学关注。
身体的痛苦，也不应该因为发生在怀孕、分娩或其他被社会赋予特殊意义的生命过程中，就被自动赋予必须忍受的价值。
当然，医学也不能忽略心理因素。
严重疾病本身就可能带来焦虑、抑郁、恐惧和创伤。心理支持能够成为完整照护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心理影响与生物学病因，并不是彼此排斥的解释。
一个人因长期严重呕吐而感到绝望，并不意味着她的呕吐是绝望造成的。
这里需要区分的是因果方向。
而现代医学的任务，正是尽可能通过研究，把这些不同层次的问题逐一辨别清楚。
六、真正的突破，是从相信患者的经历开始
回头看1999年的费佐，她并没有办法预先知道，二十多年后，研究者会发现GDF15及相关通路与严重孕吐之间的联系。
她只能感受到身体正在发生的事情。
那时候，医学没有给出足够好的解释。
今天，科学已经前进了一大步。
我们知道遗传因素与妊娠剧吐风险有关，知道胎儿—胎盘单位产生的GDF15具有重要作用，也开始理解母体此前的激素接触与敏感性为什么可能影响疾病严重程度。
新的药物研究正在进行。
但这段历史并不应该被写成一个已经圆满结束的故事。
一种机制被发现，不代表每位患者都能立即获得有效治疗。
新的靶点出现，也不代表药物开发与安全验证已经完成。
而且，疾病中的个体差异仍然需要研究。
真正值得我们思考的，是医学认识发生变化的过程。
在缺乏机制解释的年代，一位患者的经历可能被认为难以理解，甚至被怀疑。
而当遗传学与分子生物学提供了新的证据，同样的经历开始获得另一种解释。
患者的症状没有因为科学发现而变得更加真实。
它原本就是真实的。改变的，是医学理解它的能力。
或许，这才是整个故事最值得留下的思考。
科学研究能够告诉我们，一种疾病为什么发生。
但在找到答案之前，医学仍然需要认真面对那些尚未被解释的痛苦。
因为今天仍有许多疾病，处于类似的阶段。
患者知道自己正在遭受什么。
研究者却还没有找到完整的答案。
我们无法要求每个人都等到机制被发现，才能获得理解和照护。
科学的进步，不仅意味着终于有能力解释过去不理解的疾病，也意味着在尚未理解之前，仍然愿意认真倾听患者。
主要参考资料
- Anna Russell. Can Extreme Morning Sickness Be Cured? The New Yorker，2026年8月7日。
https://www.newyorker.com/news/essay/can-extreme-morning-sickness-be-cured - Fejzo MS, et al. Placenta and appetite genes GDF15 and IGFBP7 are associated with hyperemesis gravidarum. Nat Commun. 2018;9:1178. doi:10.1038/s41467-018-03258-0.
https://doi.org/10.1038/s41467-018-03258-0 - Fejzo M, et al. GDF15 linked to maternal risk of nausea and vomiting during pregnancy. Nature. 2024;625(7996):760–767. doi:10.1038/s41586-023-06921-9. 2023年12月13日在线发表。
https://doi.org/10.1038/s41586-023-06921-9 - Fejzo M, et al. Multi-ancestry genome-wide association study of severe pregnancy nausea and vomiting. Nat Genet. 2026 Apr;58(4):810–820. doi:10.1038/s41588-026-02564-4.
https://doi.org/10.1038/s41588-026-02564-4 - Royal College of Obstetricians and Gynaecologists. The Management of Nausea and Vomiting in Pregnancy and Hyperemesis Gravidarum. Green-top Guideline No. 69，2024。
https://doi.org/10.1111/1471-0528.17739 - A Research Study Testing NGM120 in Pregnant Women with Severe Nausea and Vomiting (Hyperemesis Gravidarum). EMERALD二期概念验证试验；ANZCTR注册号ACTRN12624001421527。
https://anzctr.org.au/Trial/Registration/TrialReview.aspx?ACTRN=12624001421527 - van der Minnen LM, et al. Preconception metformin and hyperemesis gravidarum in Denmark: clinical implications of growth differentiation factor 15's etiological role. Am J Obstet Gynecol. 2026 May;234(5):1502–1515. doi:10.1016/j.ajog.2025.12.060. PMID:41478545.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41478545/
本文以《纽约客》的深度报道为阅读起点，结合遗传学原始研究、临床指南及药物研发资料，由《结论之外》独立撰写，并非原文翻译。文章用于科学知识交流，不构成妊娠期或备孕期用药建议。
结论之外，还有值得继续追问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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